9日上午在北京參加審計會議，10日上午在北京給一家銀行講課，開始做準備。
當前我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在實踐中面臨幾個核心挑戰，這些挑戰也是2025年《銀行業監督管理法》迎來重大修訂的直接原因。
一、監管覆蓋存在盲區：包商銀行風險事件
現行監管框架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監管對象未能全覆蓋。法規長期以來主要針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本身，但對能施加實際控制的關鍵個人和第三方機構缺乏直接的監管授權。
股東與實控人監管難：部分問題股東或實際控制人通過復雜的股權結構隱匿實際控制關系，進而將中小銀行視為“提款機”，進行違規關聯交易或利益輸送，這是導致個別機構發生嚴重風險事件的重要原因。
第三方機構協同風控不足：隨著銀行業務與互聯網平臺、會計師事務所等第三方機構深度綁定，這些機構的行為直接影響銀行業務風險。然而，對它們的監管規范和責任追究機制此前并不完善。
包商銀行的風險根源在于“明天系”通過復雜的股權結構和隱形關聯，實現了對銀行的非正當控制和利益攫取。在舊有監管框架下，監管穿透工具不足，難以有效識別和約束其背后的實際控制人。實際控制人將包商銀行視為“資金池”，長期進行大規模違規關聯交易和資金占用，最終導致銀行出現嚴重信用風險，不得不被央行和銀保監會接管。此案深刻暴露了對銀行股東、特別是隱性實際控制人監管的“盲區”，促使新法必須強化穿透式監管，將實際控制人、一致行動人等納入直接監管范圍。
二、風險處置機制不夠完善：河南個別村鎮銀行風險事件
在風險早期發現和后續處置環節，存在“早期干預機制不完善”和“有效處置工具不足”的問題。
早期糾正能力待提升：監管機構發現風險隱患后，有時難以及早采取強有力的糾正措施，導致問題從萌芽狀態累積成為實質性的風險。
處置手段與銜接需加強：在機構真正出現嚴重風險時，現有的接管、重組等處置措施規定較為原則化，與破產程序的有效銜接也有待細化，影響了風險處置的效率和效果。
2022年曝光的河南個別村鎮銀行通過第三方平臺線上吸收存款無法兌付事件，集中反映了風險早期發現與處置的挑戰。該風險醞釀時間較長，涉及線上跨區域業務，傳統監管手段在風險苗頭階段的識別和干預不夠及時、有力。當風險爆發引發重大社會關注時，雖然后續通過政府多方協同，采取了處置措施并墊付了合法存款，但事件處置過程也反映出，對于新型、復雜風險，尤其是涉及跨業態合作的金融機構，監管的早期糾正權限、處置工具箱的豐富性（如快速隔離風險、轉移資產等）以及與相關司法程序的銜接，均有待法律進一步明確和強化。
三、違法違規成本偏低：浦發銀行成都分行違規授信案
此前，法律對違法違規行為的責任追究存在“調查手段較為單一”、“法律責任覆蓋面有限”以及“處罰力度不足”的情況。
懲戒威懾力不足：罰款額度等經濟懲戒措施與違規可能獲得的巨大收益不匹配，導致部分機構或個人抱有僥幸心理。
問責鏈條不完整：處罰多集中于機構法人，對直接責任人員、高管、主要股東的責任追溯不夠，使得懲戒的震懾效果大打折扣。
2018年，原四川銀監局對浦發銀行成都分行開出高達4.62億元的巨額罰單，案由是其為掩蓋不良貸款，通過編造虛假用途、分拆授信、越權審批等手法，違規向1493個空殼企業授信775億元。此案雖處罰金額巨大，但主要處罰對象是機構。對違規決策、組織、操辦此事的個人責任追究，在當時主要依賴于內部問責和行業禁入等措施，刑事、民事追責的鏈條并未完全向社會公開，違法個人所承擔的法律后果與其造成的巨大風險相比，威懾力仍顯不足。這恰恰說明了為何新法需著力提高違法成本，并建立對責任人更嚴密的追責體系。
四、金融機構內部治理失效：部分銀行在房地產領域的違規融資
部分銀行業金融機構自身在公司治理、風險內控和業務合規方面存在缺陷，直接構成了風險源頭。
公司治理形同虛設：表現為股東入股資金不合法、“兩會一層”履職不規范、重大關聯交易管理失控等，導致機構決策失靈。
內控與風險管理薄弱：未能全面貫徹落實國家宏觀政策（如違規向房地產、政府平臺、“兩高一剩”領域提供融資），信貸業務操作不審慎（如貸款分類不準確、資金被挪用），以及同業、理財等業務治理不到位等。
近年來，部分中小銀行的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形同虛設，集中體現在對國家“房住不炒”政策的背離上。例如，一些銀行的主要股東或管理層，為追求短期利益或進行利益輸送，繞過董事會和風險管理體系，違規向高杠桿的房地產企業提供巨額融資。其內部信貸審查、風險審批流程完全失效，貸款“三查”流于形式，導致大量信貸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市場，不僅推高了金融風險，也干擾了宏觀調控。當相關房企（如恒大集團）出現風險時，這些銀行便形成大量不良資產。這絕非單一業務失誤，而是公司治理失效、內控機制空轉、戰略導向偏離的集中爆發，是風險最根本的內生源頭。
這些案例清晰地表明，監管框架必須與時俱進，從擴大監管對象范圍、強化早期干預和處置能力、大幅提升違法成本、壓實金融機構公司治理主體責任等維度進行系統性修訂，以應對日益復雜的金融風險格局，維護金融體系的長期穩定。2025年的法律修訂正是對這些實踐挑戰的直接回應。
2025年，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迎來近二十年來力度最大的一次修訂，其核心導向與最受關注的亮點，便是“顯著提高違法成本”。此次修訂從懲戒力度與追責范圍兩個維度，構筑了更為嚴密、嚴厲的監管責任體系。
核心亮點一：大幅提升懲戒力度，強化經濟制裁的威懾效應
本次修訂在懲處尺度上實現了全面升級。首先，在法律層面與新《行政處罰法》緊密銜接，明確確立了“沒收違法所得”與“處以罰款”并處的原則。這意味著，違法機構或個人不僅要將非法獲利悉數吐出，還需承擔額外的罰金，徹底改變了過往可能存在的“只罰不沒”或懲處力度不足的局面。
其次，針對違反本法的各類行為，罰款數額的上限普遍得到大幅提高，同時倍數處罰的標準也顯著提升。這種“雙提高”設計，旨在確保罰則能夠真正觸及違規者的痛點，使其違法成本遠高于潛在收益，從而從經濟動機上根本遏制違法行為的發生。
核心亮點二：擴大責任覆蓋范圍，實現“雙罰”乃至“多罰”精準追責。
修訂案的另一重大突破是極大地擴展了法律責任的覆蓋面和處罰對象的范圍。新規不僅延續了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本身的處罰，更將追責重點深化與細化至“人”。
其顯著特征在于強化對人員的責任追究，特別是新增了對從業人員、主要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等關鍵責任主體的專門罰則。這意味著，未來除了違法機構要受到處罰外，其背后負有責任的個人——無論是具體操作的從業人員，還是能夠施加決定性影響的主要股東和實際控制人——都將依法被追究相應法律責任，面臨包括警告、罰款乃至市場禁入等多種處分。這種“機構與個人并重”的追責模式，旨在從決策源頭和執行終端雙重鎖定責任，督促各方審慎履職，共同維護銀行業市場的穩健運行。
此次《銀監法》的全面修訂，通過“經濟懲戒加碼”與“責任主體擴容”的組合拳，致力于構建一個更具威懾力、穿透性和精準度的監管新框架，標志著中國銀行業監管向“長牙帶刺”、嚴肅剛性的方向邁出了關鍵一步。
